三国历史上诸葛亮舌战群儒的十个必杀秘技揭秘

导读:在《
志》中一直被司马懿、华歆等辈评为「治戎为长,奇谋为短,理民之干,优于将略」的
,或许因为「志大而不见机,多谋而少决,好兵而无权」而不配称为一个胆略过人的雄杰家,甚至因为不懂《左传》中最浅显的道理——「宽以济猛,猛以济宽,政是以和」,终遗「谯周一言以亡蜀」之大祸,而不配称为一个「智虑无方的术家」。但是
却是善于著述的文章家、道艺深明的儒学家、应对捷疾的口辩家。
尤其是孔明先生的辩才,堪称独超众类,比肩苏、张,在同一时期无人能出其右。「铁腕治蜀」和「纵横捭阖」形成了他赖以飞翔的双翼,使他在波谲云诡的政治、战争之海中总能浮沉自如,游刃有余。辩才作为实现谋略的重要手段,在诸葛亮畅言《隆中对》、力促孙刘联盟与及回书斥王朗的佳作《正议》中一再地被加以运用、发挥,其高度的艺术性、思想性和屡试不爽的功效性不由人不击节喝彩。
一, 诸葛亮赖以「舌战群儒」的十条金科玉律 抛却《
演义》这部「姜尚渭水钓文王」的自我炒作之书不谈,单观《三国志》及《魏略》两部书,就不难发现诸葛亮言谈之奥妙。他具体的「作战」方式是:与有智慧的人物说话,要见闻广博;与见闻广博的人说话,要圆通善辩;同善辩的人说话,要提纲挈领;同自矜高贵的人说话,要凭借自身背景或理想信念,不卑不亢;同富足的人说话,要境界高远,言辞豪迈,摒弃世俗;同捉襟见肘、穷困潦倒或职位低下的人说话,要动之以利;同好战之人说话,要彬彬有礼;与勇武之人说话,要豪胆果断;与愚钝、不开化之人说话,须锋芒毕露。与身居高位的人说话,必须谈奇特的事来打动他。这十条金科玉律,其实早在《鬼谷子-权篇-第九》中已有所录,原话为:「与智者言,依于博;与博者言,依于辨;与辨者言,依于要;与贵者言,依于势;与富者言,依于高;与贫者言,依于利;与贱者言,依于谦;与勇者言,依于敢;与愚者言,依于锐。」
一, 诸葛亮赖以「舌战群儒」的十条金科玉律
抛却《三国演义》这部「姜尚渭水钓文王」的自我炒作之书不谈,单观《三国志》及《魏略》两部书,就不难发现诸葛亮言谈之奥妙。他具体的「作战」方式是:与有智慧的人物说话,要见闻广博;与见闻广博的人说话,要圆通善辩;同善辩的人说话,要提纲挈领;同自矜高贵的人说话,要凭借自身背景或理想信念,不卑不亢;同富足的人说话,要境界高远,言辞豪迈,摒弃世俗;同捉襟见肘、穷困潦倒或职位低下的人说话,要动之以利;同好战之人说话,要彬彬有礼;与勇武之人说话,要豪胆果断;与愚钝、不开化之人说话,须锋芒毕露。与身居高位的人说话,必须谈奇特的事来打动他。这十条金科玉律,其实早在《鬼谷子-权篇-第九》中已有所录,原话为:「与智者言,依于博;与博者言,依于辨;与辨者言,依于要;与贵者言,依于势;与富者言,依于高;与贫者言,依于利;与贱者言,依于谦;与勇者言,依于敢;与愚者言,依于锐。」
但是鬼谷子微言大义,只述大略,未尽详实。譬如对于文中「与富者言,依于高」的这个「高」字,资质低劣者未免会以为’高』字仅仅代表高深玄奥的意思,那就犯了外交辞令中的大忌了。再如古人常说:「凡人心险于山川,难于知天!」尤其是在乱世之中,枭杰奸佞是最善于伪装的,哪能一眼便分得出对方是愚者、智者抑或勇者、贵者?连对方底细尚且不知,又如何依据鬼谷子的口诀出招?孔明先生则不仅对该文中的「智」、「博」、「富」、「高」等10多个关键字做了全面而系统的解释,更对如何识别、判定这十类对手写下心得,载于《七略》。即:「一曰: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;二曰:穷之以辞而观其变;三曰:资之以谋以观其识;四曰:告之以难以观其勇;五曰:醉之以酒以观其性;六曰:临之以利以观其廉;七曰:期之以事以观其信。」运用此七种策略察人观物,不惟可以探知对方性格、品质、才情如何,甚至连他的社会关系、家庭背景、生平履历也都能了如指掌。
二,诸葛亮纵横捭阖的实战案例
孔明先生的第一次模拟演练,是在南阳草庐之中。他纵论天下大势,详略得当。这其中有规谏,譬如指出曹操拥百万之众,「挟天子以令诸侯」,告诫「此诚不可与争锋」;也有指引,譬如提到江东孙权,三世基业,「国险而民附」,「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」;谈及荆州,诸葛亮对其战略区位优势赞赏有加:「荆州北据汉、沔,利尽南海,东连吴会,西通巴蜀,此用武之国」,而「其主不能守」,所以荆州易主是早晚的事情。论及益州,诸葛亮更是神采飞扬,「益州险塞,沃野千里,天府之土」,且「刘璋闇弱,张鲁在北,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,智能之士思得明君」;最后诸葛亮对未来主人刘备的政治号召和御人之德作出评价:「将军既帝室之胄,信义著于四海,总揽英雄,思贤如渴」。综上分析,曹操北占天时,孙权南借地利,刘备独据人和,只要再「西和诸戎,南抚夷越,外结好孙权,内修政理」,一旦时机成熟,「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、洛,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,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,以迎将军者乎?诚如是,则霸业可成,汉室可兴矣」。无怪乎刘备听罢,「与亮情好日密。」
在他给刘备的申论《隆中对》里,没有一句空话套话,从头到尾都扣紧了两个字:霸业。这份宏论中的「实在劲」,在当时来看,除了曹操的《让县自明本志令》,无人可比。按理说儒家讲求的是「口不言利」,但孔明先生所言却句句离不开怎么教刘备获取「事功」,这不是因为他世俗鄙陋,恰恰是他懂得相时而动、因人设谋的道理。试想一个「智术短浅,遂用猖獗,至于今日」的天下枭雄,要想「伸大义于天下」,最需要的是什么?当然是地盘。这个时候如果对如何攻城略地丝毫不提,大作官样文章,对穷困潦倒的刘备复有何益?诸葛亮如此言辞,正是对《鬼谷子》中「与贫者言,依于利」这一口诀的绝妙运用。
孔明先生的第二次亲身实战,始于刘备兵败长阪,待吴救援之际。他见到孙权之后,先是说了这样一句开场白:「海内大乱,将军起兵江东,刘豫州收众汉南,与曹操共争天下。」仅仅一句话,就起到了三个作用,其一,不卑不亢的抹掉了刘备新败之后,狼狈不堪的窘态。其二,抬高孙权身价,间接道出张鲁、韩遂、马腾、刘璋等辈无法与其相比。其三,拉孙权下水。指出当今对江东基业威胁最大的就是曹操,不联刘抗曹则无以自存。紧接着便开始向孙权确认信息:「若能以吴、越之众与中国抗衡,不如早与之绝;若不能,何不按兵束甲,北面而事之!」诸葛亮作为一个卓越的政治家,虽说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,对「淮泗将领」掌控东吴军政,其核心要员程、黄、韩、蒋等人从不轻易妥协的状况有所了解,但毕竟只是风闻。所虑者,乃是万一孙权怀有异议,不能与「淮泗将领」同心同德,又或其年轻怯懦,魄力不如其兄,故此试探。
孙权佯装年轻气盛,出口驳道:「苟如君言,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?」诸葛亮何等机智,到此已知孙权决意抗曹,只是有些话迫于他根基不稳,不便明言,要借自己这客居江东的人来说出口,于是便毫无顾忌的说道:「田横,齐之壮士耳,犹守义不辱;况刘豫州王室之胄,英才盖世,众士慕仰,若水之归海。若事之不济,此乃天也,安能复为之下乎!」从某种程度上来讲,这两句话又是「与富者言,依于高」这一口诀的浅用。目的有三,其一,美化刘备。其二,指桑骂槐,敲打「流亡北士」。其三,讨好周瑜、甘宁等淮泗将领。孙权见诸葛亮竟能读得懂自己外交辞令中的潜台词,自然心下大喜,遂顺着他的话语继续敲打张昭、步骘、陆绩、虞翻等人,道:「吾不能举全吴之地,十万之众,受制于人,吾计决矣!」至此,相信江东主降派的理论根基已被撼动,难持异议。
江东抗曹之心既定,鹰派已在气势上占了八成赢面,诸葛亮素知周瑜「文武筹略,万人之英」,手下能臣干吏又不胜枚举,远非己方可比,生怕其「吞刘抗曹」,而非「联刘抗曹」。于是极力彰显己方的战略构想和利用价值,娓娓道来:「豫州军虽败于长阪,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,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。曹操之众远来疲散,闻追豫州,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,此所谓’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』者也,故兵法忌之,曰’必蹶上将军』。且北方之人,不习水战;又,荆州之民附操者,逼兵势耳,非心服也。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,与豫州协规同力,破操军必矣。操军破,必北还;如此则荆、吴之势强,鼎足之形成矣。成败之机,在于今日!」
此段话不仅要言不烦,而且句句切合「与贵者言,依于势」的要义,听得孙权拍手称快,周瑜的战略构想也从先前的「吞刘抗曹」暂时变为「联刘抗曹」。关于孔明先生的口技,最出彩的还是回书骂王朗一事。魏国大司徒王朗劝降许靖不成,又来撺掇诸葛亮背反蜀汉。诸葛亮遂拟写《正议》,训斥王朗,严正的表明自己的立场:「昔在项羽,起不由德,虽处华夏,秉帝者之势,卒就汤镬,为后永戒……」这段寥寥数百字的檄文,正是罗贯中塑造「轻摇三寸舌,骂死老奸臣」这一文学掌故的原料。在演义中,诸葛亮对王朗「顺潮流,识时务」的「高论」嗤之以鼻,并以逆子二臣反唇相讥,痛斥王朗违背人伦臣纲,疾言厉色,穷追猛打,如秋风扫落叶。王朗愧愤难当,竟倒撞马下,被活活气死。事实上,无论是史实还是演义,都从侧面凸显了诸葛亮对「与愚者言,依于锐」这一口诀的驾轻就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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