袁大头临终前对称帝后悔莫及

袁世凯 愧已晚:袁世凯后悔不听挚友言
袁世凯称帝过程中,两位老友严修和张一麐却对复辟帝制明确表示反对,他们一再劝阻袁世凯不要走上这条绝路,但袁世凯终究未曾醒悟。
严修是天津人,进士出身,他原本是贵州学政,袁世凯在直隶办新政的时候将他延请为直隶学校司督办,将直隶境内的学校教育改革搞得有声有色。1905年,在袁世凯的举荐下,严修升任学部侍郎,在全国推广“废科举、办新学”的教育改革运动。袁世凯被罢官的时候,严修公开站出来为袁世凯上折鸣不平,而且是亲自到车站送袁世凯回乡的少数几个人之一。为此,严修也被清廷罢官,两人可谓是患难之交。
袁世凯复出后,几次请严修出任教育总长之职,其中当然也不乏报答老友之意。但此时的严修已经绝意仕途,他一心一意从事教育(南开中学、南开大学均为严修创办),就连袁世凯的几个儿子如袁克定、袁克文也与严修有师生之谊。在听说袁世凯要复辟帝制后,严修急忙从天津赶到北京,而袁世凯听说老友来了,他也立即停下手里的工作接待严修。
严修见了袁世凯后也不客气,他开门见山地对袁世凯说:“我听说大总统受杨度等人的撮弄蛊惑,要变更国体,改行帝制,心里十分着急。杨度这个人一向阴险狡诈,为了自己的发达而不择手段,大总统一定要小心此人。如今共和思潮已经深入人心,倘若逆历史潮流而动,必将天下大乱,后果不堪设想。大总统你想,历朝历代的帝王家有什么好下场?你何苦要去做什么皇帝呢?你别看现在外面搞请愿、搞选举,闹得乱哄哄的,可大总统对外面的事情真相,知道多少呢?”
见袁世凯还没有醒悟,严修有些激动起来:“大总统!现在的局面危险万状,你要不及时刹车回头的话,我真是为你担心,为克定和袁氏家族担心哪!”听到这里,袁世凯才频频点头,似有触动。但严修走后,袁世凯又故态复萌。
曾在经济特科复试中获得一等第二名的张一麐也跟随袁世凯多年,并深得袁世凯的信任。在袁世凯进京担任军机大臣并参与新政立宪事宜的时候,张一麐成为袁世凯最得力的助手,几乎是形影不离。袁世凯一出山,便立即把张一麐调到身边,后来任命他为机要局局长,所有重大事件的策划都少不了张一麐的身影,而机密文件也大都是由张一麐来起草和保存。
作为袁世凯的心腹亲信,张一麐对帝制运动的猖狂感到忧心忡忡。一天,张一麐终于抓住机会向袁世凯进谏:“大总统,在辛亥革命的时候,我曾经劝你自立为帝,取代清廷,但那时你没有答应。如今时机已失,民心已定,绝不可改弦更张,重蹈覆辙啊!如果你现在非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帝制自为,恐怕真的要大祸临头呢!”
袁世凯听张一麐说得这么认真,便敷衍他说:“这都是外面的传闻,复辟帝制是没有的事,请仲仁放心!”张一麐听后很高兴,出去后逢人便说袁总统无称帝之意,为袁世凯辟谣。袁克定和杨度等人听到后,气得直牙痒痒,后来终于想方设法将他改任为教育总长,目的就是要把张一麐从袁世凯的身边调开。
在北洋系的武将中,段祺瑞是唯一公开反对帝制的。在辛亥革命中,段祺瑞在袁世凯的授意下联合北洋将领发电报逼宫,为袁世凯拿下江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,他也自认为是促成共和的有功之臣。等到“二次革命”后,帝制派的活动日益露头,段祺瑞看袁世凯也真是有点想当皇帝,这下可把老段气坏了。
在民国建立后,段祺瑞继续受到袁世凯的重用。尽管当时内阁总理像走马灯一样地更换,但段祺瑞担任的陆军总长却一直岿然不动。在“二次革命”的时候,段祺瑞还亲自代理国务总理,组织战时内阁并一举击败南方革命党人。
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:“飞鸟尽,良弓藏;狡兔死,走狗烹”,在袁世凯巩固了自己的势力后,他发现段祺瑞在北洋军中也已经自成一派,而且段祺瑞为人刚愎自用,很多事情不向袁世凯请示便自行决定,提拔的军官也大多是自己的学生部属。长此以往,恐有军权旁落的危险。
1901年,在段祺瑞的原配夫人去世后,袁世凯为了笼络这位干将,将自己视同己出的义女张佩蘅介绍给段祺瑞作续弦,两家女眷来往非常密切,袁世凯的子女有时候也叫段祺瑞姐夫。但在民国以后,段祺瑞与“太子”袁克定的关系一直不和,他对于袁克定试图插手军队的企图十分反感,而袁克定则利用各种机会在袁世凯的面前诋毁段祺瑞“擅权”、“图谋自立”等。时间久了,袁世凯终于起了疑心,后来便设立了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办事处,委派其侍从武官荫昌、陆军总长段祺瑞、海军总长刘冠雄、海军司令萨镇冰、参谋次长陈宦等人为办事员,并请出王士珍出来主持常务,一切军政要务均需报袁世凯定夺。
段祺瑞也是个聪明人,他知道袁世凯这是在有意削夺自己的兵权,于是他就干脆找各种借口不参加统帅办事处的会议,对于陆军部的事务也多交给次长徐树铮处理。有一次,袁世凯将段祺瑞召至总统府查问一件公事,段祺瑞不太清楚,说还要到部里去查一下。袁世凯很生气,说:“你们部里的呈文都上来了,你还去部里查什么呢?”
原来,段祺瑞根本就没有处理过这事,而呈文也是次长代他签名送上去的。由此,袁世凯见人就大发牢骚:“你看看,我们北洋的人都成了什么样子!芝泉不到部里去办公,华甫身为地方大员,每天睡到中午十二点才起床!这像什么样子!”
在一些重大问题上,袁世凯与段祺瑞也产生了尖锐的矛盾,比如袁世凯对陆军次长徐树铮非常反感(此人有才,但人缘极差,比段祺瑞的脾气还要大),几次想把他调走,但段祺瑞一直袒护徐树铮,并声称:“要撤徐树铮的职也可以,那就将我也一起撤了!”
由于段祺瑞经常称病,袁世凯也就顺势让他养病休息,改由王士珍代理了陆军总长一职。袁世凯称帝前,段祺瑞曾召集心腹徐树铮、曾毓隽等人,十分悲愤地说:“项城看来真是要做皇帝了,无可救药啊!想当年,我领衔诸位将领发拥护共和之通电,如今我要是拥项城为帝的话,我在国人眼中还算人吗?试问二十四史,还能找出我这样的人物吗?所以无论公与私,我都宁死也不参与帝制,我打算归隐山林,决不多发一言。”
不过话说回来,像段祺瑞这等人物,本就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,倘若按照民国政治的运作,他是完全有机会接袁世凯班的。如今袁世凯要搞“家天下”,断了段祺瑞等人做国家元首的念想不说,如今还要做袁家特别是那个袁克定的臣属,这就是降志辱身,令人难以容忍了。不过,段祺瑞毕竟跟了袁世凯这么多年,他当时并无反袁之心,不过以消极怠工加以杯葛,而袁世凯还是领着帝制的战车不断前冲,最后一哄而散,悔之晚矣。
“开弓没有回头箭”,世界上终究没有后悔药可吃。在后来取消帝制的当天晚上,袁世凯把张一麐找来谈话,极其悔恨地说:“我当时没有听你和范孙的话,现在想来真是又悔又愧啊!范孙跟随我多年,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什么官阶升迁;你在我的幕府中也有十几年了,也是从来没有提过什么个人要求。可见那些淡泊荣华富贵、功名利禄的人是多么的可贵,这才是真正的国士啊!那些曾经推戴我的人,难道他们真的是为国为民吗?他们今天推戴我为皇帝,明天就可能反对帝制,这种人真是比比皆是哪!总之,我办事情的时候多,读书的时候少,这也是咎由自取,怪不得别人。”
最后,袁世凯沉痛地说:“只是误我事小,误国事大,当国者不能不引以为戒啊!”
李商隐有诗云,“嫦娥应悔偷灵药,碧海青天夜夜心”,苍天明月,故园秋风,想必老袁亦是愧悔自知,然往事不可追,虽悔何益?
二陈汤:一剂催命剂要了袁世凯的命
袁世凯帝制失败后,曾有人用这样一句话来归纳其迅速败亡的原因,这就是“起病六君子,送命二陈汤”。
在中医里,“六君子”指的是“人参、甘草、白茯苓、白术、陈皮、半夏”这六味中药,但这里是暗指帝制运动中筹安会的杨度、孙额筠、严复、刘师培、李燮和、胡瑛六人;“二陈汤”原本是指中药半夏和橘红,在这里却是在洪宪帝制后期陆续宣布独立的陕西镇守使陈树藩、四川将军陈宦和湖南将军汤芗铭这三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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